一、从热血少年成长为革命青年
张困斋,宁波市北仑区人。
1929年,张困斋初中毕业,考入宁波工业学校,1930年辍学到上海,就业于辛泰银行,从练习生做起,逐渐升迁为营业股办事员。1932年“一·二八”日本悍然进攻上海,各界人民掀起抗日高潮,困斋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,在亲友中征集捐款,买慰问品,写慰问信,慰劳前线将士。他与银行界同事一起,宣传抗日救国,唤起民众,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、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。他还和几位爱国青年一起凑钱,编辑出版半月刊《石榴》,寓意为开红花,结红子,象征拥护共产党。困斋积极写稿,负责出版和发行等工作,但《石榴》只出版了4期,就被国民党政府的社会局查禁而停刊。
二、在抗日救国运动中入党
为了早日找到共产党组织,1933年,张困斋多处活动。他在量才补习学校读夜校时,认识了一位姓洪的同学,是中国征信所职员,两人逐渐熟悉起来。1934年老洪带来“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”的传单,还有《红色中华报》、《布尔什维克》等刊物,困斋和同事好友如获至宝,互相传阅,这时,困斋参加了“社会科学者联盟”和“武装自卫会”的活动。
1935年4月,在老洪朋友胡嘉的介绍下,张困斋参加了“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”,正式加入革命组织。 是年北平“一二·九”抗日救国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,困斋积极参加活动,并和部分银行职员组织成立“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”,发表宣言,印传单,反对国民党投降政策,要求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。1936年2月,“上海职业界救国会”成立,困斋所参加的“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”作为发起单位参加,并成为其所属的一个大队,包括金融界、银行、钱庄、保险业的职员,困斋是其中积极的组织者和宣传员。每当学习时事和讨论理论问题时,他认真严肃的态度,给人以深刻的印象,也感动了参加讨论的成员,而平时对友交往中,他态度谦和,言词恳切,给人以亲切诚朴的印象。1935~1937年,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发动的多次示威游行中,困斋总是担任联络和纠察队长,在银钱业大队前面开路,领呼口号,一次在游行队伍解散时,被国民党警察殴打。
1936年6月,由张承宗、
三、在江南游击区的艰苦斗争
1939年2月,张困斋由党组织委派去无锡梅村,参加江南游击区工作。他化名秦国维,被分配到一支名为“江浙游击军”的部队,担任政训处的秘书。该部队的司令邓本殷是一个旧军官,部队成员十分复杂,有散兵游勇,有地方帮会,但也有中共地下党员,参谋长、政训处主任和一些政工人员中就有中共地下党员。张困斋兼任地下党的支部书记。在生活条件极为艰苦,工作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,既要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,又要对陌生的、成份复杂的战士做坚持抗战的宣传教育工作,把部队改造成一支党领导的真正的抗日武装力量。困斋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,要承担这项任务,确实是一个严峻考验。但他努力克服种种困难,机智灵活地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工作。4月份参谋长调走,新来的参谋长思想反动,公开扬言要撤销政治指导员,改组政训处。困斋不避危险,艰难地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青年。他随时保持警惕,防止意外,更不轻举妄动,以免中敌圈套。正当该部队有被新参谋长拉走的危险时刻,由叶飞率领的新四军老六团开进无锡,并和梅光迪、何克希率领的“江南抗日义勇军”(简称“江抗”)会合,很快解除了邓本殷部队的武装,对官兵分别情况作了处理。
张困斋被分配在“江抗”部队,经阳澄湖东进。不久,“江抗”奉命西撤丹阳,苏南沪宁路东地区工作全部转入地下。困斋当时疟疾发作,中共东路工委派他到苏州阳澄湖边的太平桥地区,接任东路特委的机关刊物《江南》半月刊的主编。他和编辑组的三、四位同志白天在村里的土地庙办事,晚上分头住宿在农民家里。他们日夜操劳,编辑出版了《江南》第5至9期,每期20余页,16开本,内容有:特委负责同志的文章,提出当时的中心工作;时事分析,国内外重要新闻;工作通讯,论述;文艺随笔等。《江南》经常报道江南老百姓在敌伪残酷统治下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,激励战士勇敢地打击敌人,坚持艰苦的抗日斗争。《江南》每期发行量不断增加,深受广大军民读者的喜爱。
四、为上海解放献出生命
当时的上海正处在日本占领的黑暗年代,地下工作条件极为艰苦,党组织分配张困斋联系金融界银钱业支部的工作。在此期间,张困斋认识了当时在钱庄工作的进步青年沈文达(沈小平院长的父亲),便发展他加入了地下党,成为中共上海银钱业支部成员和上海“银联”监事,负责银钱业地下党组织联络工作。张困斋主持编写了《战后上海的钱兑业》一文,刊印在地下党组织于1941年出版的《战后上海的金融》一书中。年底他又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,埋头苦干,调查研究敌伪粮食市场,写出了专题报告。1945年他又和其他同志一起编制了《上海市工商金融名人录》。这些都为新四军进入上海提供资料。为了在日本报刊上收集信息和便于顺利通过日本兵岗哨,他自学日语,常发奋学习至深夜;为及时了解苏联卫国战争战况,同时又学俄语,刻苦认真地对着镜子练习卷舌音的发音;学会了俄日两种常用口语,他就到处奔走,为支援新四军采购物资。为节约开支,经常连几分钱的电车也舍不得乘,脚底走起了泡,还咬牙坚持着。
1945年8月,抗日战争胜利,地下党为里应外合迎接新四军解放上海作准备。中共中央于21日两次急电,命令上海地下党继续执行“隐蔽精干,积蓄力量,长期埋伏,以待时机”的斗争方针。当时,中共上海市委要在上海设立秘密机关和联络点,困斋就专门负责设立秘密机关,在乍浦路123号开设“联合西服号”,在福煦路(今延安中路)916号开设“丰记米号”,并担任经理,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、张承宗、吴学谦、李琦涛、浦作等人常来店中活动。不久,原来先后由刘长胜和张承宗直接领导的市委秘密电台,也由困斋领导。秘密电台的报务员是秦鸿钧。这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上海市委与中央通讯联系的机要工作,责任重大,任务十分繁重。
1948年,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,战线逼近长江,中央与上海市委来往电文日益增多,秦鸿钧和张困斋的工作也随之加重。困斋的身体渐渐不支,经常气喘难寝,根本没有时间就医。每当夜阑人静,从他卧室里传来阵阵剧咳,直到天明,但他次日照常工作。市委领导问困斋,收发报时间延长,容易被敌人察觉,是否要启用别的电台,他坚决说:“不要不要,我们能够完全任务。”他向秦鸿钧传达,秦回答:“用别的电台,他们不也是有危险吗?”两人紧握双手,决心用实际行动来迎接盼望已久的上海解放。
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张承宗(左)与弟弟、地下秘密电台负责人张困斋烈士(右)生前合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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